翡翠，不仅是一件奢侈品，或者一件艺术品，更像一个人世间情感的亲历者、见证者。

在《诗经》里，有无数赠送美玉的记载，有人送给一见钟情的情人，有人送给萍水相逢的知己、有人送给出门远游的长辈，有人送给你侬我侬的情郎。情之所至，一往而深。

那时候的人比较单纯，玉石的经济价值也没有现在那么高，他们之间的赠玉行为，重视的是在感情上的表达。

随着美玉价值逐渐得到权贵阶层的赏识，以及用于满足各种繁文缛节的礼仪需要，美玉开始产生更多政治和经济上的价值。例如辨识身份高低贵贱，彰显社会经济地位，一直到宋代，民间才开始大量使用玉饰品。

宋代商贸经济发达，美玉政治价值削弱的同时，经济价值大幅度提升，但普通家庭也用不上和田玉，就以其他玉石代替。直到清朝，大量翡翠从缅甸流入中国，翡翠开始跟中国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，难舍难分。

一套翡翠，传之三代，是家族传承的见证；一对翡翠，比翼双飞，是不渝爱情的见证；一件翡翠，种水色底工，独一无二，是血缘身世的见证。

绝色孤品，遗世独立的翡翠，有交易价值，有收藏价值，还有独特的信用价值。

信物，而非契约

常有人说，中国人没有契约精神。

在某种角度上，这样的说法没错，因为从本质上讲，中国人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。人情社会，就是人情重于法理。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，看似不合法，却是合情合理。

一份契约履行的关键，不在于契约双方，而在于第三方——即契约的仲裁者。仲裁者是否强力，是这份契约能否履行的关键。而在西方，这个“隐身”的仲裁者就是全知全能的上帝。

因此，在西方社会里，平等双方结缔的任何契约，是上帝赋予了它神圣的权利和义务。

但在中国，世俗思想里没有上帝，只有圈子。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大家庭是圈子，一个企业一个单位是圈子，一条街是圈子，一个村庄是圈子，一个乡镇还是圈子。

在西方社会，人们以文书和祈祷的方式，与上帝建立“多对一”的联系；在中国，人们以共同生活的方式，与圈子建立“一对多”的联系。

不同的生活方式，铸造了东西方社会对信用的看法的差异。

西方人对神负有（法定外的）义务，却对身边的人没有（法定外的）义务，所以我们在外国影片中，总是能看到不把法律放在眼里的黑帮教父，经常以上帝的名义发誓，并自愿坚守。

在他们眼里，白字黑字写下来的内容（写给上帝看），或者心中默默向上帝祈祷的内容（说给上帝听）才叫义务，这个就是契约精神。

而中国人因为其内敛的文化特质，不愿意什么感情都诉诸笔墨，甚至对非爱侣的父母亲朋日常说一句“我爱你”，都难以启齿。因此我们不懂用精确的法律语音来撰写契约，更愿意用“信物”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诺言。

这个信物可以是任何东西，上至一件高价翡翠，下至一根鸿毛，只要有辨识度就行。

相比普通物件，翡翠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，有优质信物的潜质。

首先，翡翠便于携带，方便持有者睹物思人。其次，翡翠价值高，给受赠者一直特别被重视的感觉。第三，每件翡翠都是孤品，种水色底独一无二，易于辨认。其四，高品质翡翠体积小巧，易于存储和保养。

其五，翡翠可以根据需求雕琢成不同造型，以表达特定的情感。有一个女孩，曾经用人生的第一份收入，带父母去一趟旅游，并以翡翠玉雕的形式，在一块翡翠毛料上雕刻出当时合照的情景，以此作为一生的纪念。

当前比较值得投资的方向之翡翠

极品翡翠手镯 比一些宝石还要吸睛的翡翠 历来公认的玉中之王，在我们一般人的认识中，翡翠手镯都是绿色的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翡翠手镯还分为紫色、红色，根据玉质不同又分为：满绿手镯、福禄寿手镯、金丝种翡翠手镯、紫罗兰手镯、白底青种翡翠手镯、花青种翡翠

信义，玉的真意

人无信不立。

美玉在古代世界，是信义的化身。不仅男子佩玉，女子也佩玉。

《礼记·玉藻》中记载：“君子无故，玉不去身”。所以当一个人把贴身的玉饰取下来，托付给另外一个人时，这个举动要么意味着友谊，要么象征着爱情。

细看之下，针对不同的对象，赠玉行为也有多种含义。

第一种是赠玉，是赠给基于共同利益的朋友，讲究的是“实用”。这种赠玉，可归类为社交场合的逢场作戏和利益输送，可能是事前给甜头，也可能是事后报答。玉器也多选种水好，价值高的美玉。一旦共同利益消失或难以满足，他们的友谊也就烟消云散，赠玉演变成“索玉”。

第二种赠玉，是赠给基于共同爱好的朋友，讲究的是“情投意合”，这种赠玉应该叫“割爱转让”或“半卖半赠”，既带有利益成分，也有艺术鉴赏成分。一个是根据对方的审美标准和对玉器的爱好，互赠或转让，一旦双方经济水平发生变化，或者兴趣爱好改变，友情也就断裂。

第三种赠玉，也是最特别罕见的一种，就是赠玉给品格或美德相互欣赏的朋友，讲究“意气相投”。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价值观一致，双方相信的、坚守的、捍卫的信念或理想一致。他们之间的赠玉，贵重的翡翠或和田玉，也只是一件信物，普通的玉石，价值也胜过金银。

“玉厄”现象和翡翠的崛起

既然玉器代表着信义，那玉器的持有者，必然会关注玉器的质量。有瑕疵的玉器配不上无瑕疵的心。

在乾隆中晚期，随着贡玉原料的逐渐减产，和乾隆皇帝疯狂嗜玉带动民间藏玉、购玉、用玉的社会风潮，一时间大量劣质玉器大行其道，连乾隆都不得作诗痛斥这种大规模的商业行为。

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现象，被时人称为“玉厄”，玉行业的厄运。

总的来讲，“玉厄”主要表现在几点：

1、为了提升玉器价格，各种主题庸俗，制式奇巧的玉器大量出现，求新款，求时尚。

2、为了追求玉器产量，粗工滥制。

3、为了追求单个玉器的体积和重量，玉石上明显的瑕疵也不处理。

4、为了追求高单价，雕刻上乱增细节，画蛇添足。

面对玉行业的困境，以乾隆为首的爱玉人士自上而下地发起维护行业的行动。首先矿源充足的缅甸翡翠原石，开始陆续流入国内，价格甚至超过和田玉。其次是乾隆大力推广制玉应该“仿古”或“图画题材”，翡翠雕刻开始出现。其三是小件翡翠受到官家和民间的喜爱，家家户户开始收藏造型古朴的翡翠手镯等小件，以之传家。

数百年过去了，清末民初之际，中国面临的苦难，比翡翠的原产地缅甸更多。但中国人应对“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展示出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的坚毅，打破僵局，再造中华。

这种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高洁品德，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的革命精神，刻入中国人的骨子里，灵魂里。